引言：

借贷关系在中国古已有之，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。作为重要的经济门类之一，借贷业的发展贯穿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。

宋代是我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，GDP总量几乎占到全世界的一半，是唐朝的十倍有余。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，使得宋代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质变，各类官营民营借贷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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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官营借贷：检校库、市易务、抵当所

北宋神宗年间，王安石主张出台了著名的“青苗法”，从此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官营借贷机构——检校库、市易务和抵当库。宋朝开历代之先河，从金融政策角度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予以支持，对农业进行精准扶贫的摸索、尝试，是宋朝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。纵观两宋三百年的历史，官办借贷与民间借贷相得益彰、相互补充，形成贯通全国的借贷网络，对于维护社会稳定、维持农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。

（一）检校库

北宋神宗熙宁二年，朝廷对旧时的信贷政策进行改革，在全国推行青苗法，并且首次将信贷业务覆盖到了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。熙宁四年，宋仁宗创立开封府检校库，在负责保管固有财产、核查登记等原有职能的基础上，新增了放贷收息的功能。军器监、国子监、都水监等国有机构，纷纷投入大笔钱款，引得地方组织纷纷仿效。

检校库的出现，能够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，用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或市场经济建设上面，对于促进宋朝社会资金的融通、加速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。

（二）市易务

熙宁五年，汴京最先开始推行市易法。所谓“市易法”，就是由官府向商人赊贷，大商人可贷款，而中小商人则只能赊货，并需要用地产凭证或金银做抵押。市易法对于广大商人阶级无疑是巨大利好，能够有效促进市场资金的运转流通，所以在许多重要城市迅速普及。到了元丰年间，贷款奢货的限制大大放宽，大小商人有了更多借贷的选择。

由于放贷数额与市易务官员的业绩挂钩，所以出现不少官员盲目放贷，造成资金链断裂的后果。以至于到了元佑年间，市易务的最重要工作不再是放贷，而是四处追索未还清的账款。尽管如此，市易务在宋朝的商业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。

（三）抵当所、抵当库

抵当的概念出自于北宋开封府的检校库，随着贷放的本钱越来越多，检校库捉襟见肘，急需一个具备典当功能的机构起到缓冲作用。熙宁五年，宋神宗在开封府增设抵当所，归市易司管辖。

抵当所的经营范围迅速向全国辐射，各地方政府、后勤机关纷纷设立抵当机构，每年都能为国家带来丰厚利润，当时统称为“抵当库”。元祐年间，司马光攻讦王安石变法，朝廷的抵当机构全部罢废，直到南宋才重新启用，前后顽强生存了两百多年。

南宋初年，南北两面的外在威胁屡禁不止，战火连天经费紧张，而在此期间，抵当所和抵当库则成了筹措战争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。发生天灾人祸之际，抵当库往往会兴修水利、赈灾济困，为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，也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的参与。

二、民间借贷：私营质库

从北宋开始，民间靠经营借贷盈利的机构纷纷涌现，主要以私营质库的形式出现。在宋末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国家信贷业整体呈现官强民弱的基本态势，官营借贷一直是借贷关系中的主体。到了宋朝后期，民间借贷已经相当普遍，这种关系开始发生变化。作为小农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民间借贷逐渐呈现出取代官营借贷地位的趋势。

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大力推广变法，为官营借贷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。而与之针锋相对的，以苏澈、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，则提出“贫富相资，官不为理”的思想，更倾向于以民营借贷为主，私营质库就是在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。

宋哲宗元裕五年春夏，浙江一带风调雨顺降水丰沛，时值丰年农民们十分高兴，家家典卖家当、负债借款，把得到的钱投入田地耕作、水利灌溉。待到丰收之时，农民不仅偿还了贷款的本金和利息，所剩还颇有盈余，皆大欢喜。

乾道二年，两浙路转运判官上奏，称浙江一带发生自然灾害，农民无田可耕生活困顿，请朝廷拨款赈灾救济。于是朝廷下诏，劝谕当地地主富户给贫农放贷，这样穷人们就可以买来谷种种粮食了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宋朝地方政府在面对灾荒之时，会采取大力鼓励民间私人放贷的举措，帮助小农渡过难关，从而保证朝廷府库的税收。

不管从资产规模还是社会地位上，私营质库都远远无法与官营机构相提并论，高利贷从业者往往需要依附于官僚阶层，才能维持自己的经营。但是，私营质库的优势也很明显：利率更高、形式灵活多变、借贷双方交易成本降低等。不过，每逢天灾战乱年代，私营质库的通病就暴露无遗，那就是承受风险的能力非常脆弱。

战争时期，国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，往往会对百姓增加税点，造成市场萧条、民不聊生，民营借贷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。北宋靖康之耻前后，金军南下烧杀抢掠，不少私营质库被洗劫一空。包括后来签署的停战协定上，北宋向金每年缴纳的赔款，大部分也是出自质库，民间借贷大面积歇业破产，几乎面临灭顶之灾，直到元朝才慢慢恢复。

三、借贷业对宋朝经济的影响：社会稳定的润滑剂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

两宋前后三百年间，各种形式的官营借贷与私营质库并举，互相补充、相得益彰，对于促进农业生产、维持社会稳定、繁荣市场经济，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。

（一）保证小农生产延续，维护两宋社会稳定

古代社会生产力普遍低下，薄弱的农业在面对天灾战乱时，往往应变能力极低，一不留神就会受到致命性的打击。为了维持小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官民借贷机构推出生产性借贷，要么兴修水利，要么贷出耕牛、谷种，要么直接放款，目的就是帮助农民暂时渡过无法生产的困境。宋朝发达的借贷业有力地支持了基础设施建设，有助于实现农业的扩大再生产。

两宋经济发达、市场繁荣，奢靡精细的社会风气，本质上体现了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加剧。少数走投无路之人，往往会不择手段铤而走险，造成社会动荡。而借贷业在一定程度上，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出现，减缓了社会压力，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（二）缓和边疆民族矛盾，承担大量军费支出

两宋不止有北方西辽金的虎视眈眈，西南边陲也有大小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，时常闹出起义、兵变，给边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为了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，朝廷习惯于采用“刚柔并济、双管齐下”的方针，即在镇压动乱的同时，还会对当地居民实施赈灾以安抚民心，而这笔款项，大都出自各级信贷机构。

例如北宋时期，北方军队在边疆实行“寓兵于农”，政府对于当地农民实行非常宽容的借贷政策，时常借贷牛种用于农业生产。此外，战争年间的经费支出也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借贷机构，为稳定边疆局势、促进边防巩固、缓和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，都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（三）国家实施宏观调控，促进手工商业发展

宋朝海洋贸易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，货币流通量是唐朝的二十倍，庞大的经济规模，自然会滋生出“钱荒”“货币贬值”等问题。而各种官营、民营的借贷机构，就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、实施宏观调控的最佳渠道。

官营抵当库一般设置在城市中心的繁华街道，便于向有需求的商人提供周转资金。而私营质库则会向染坊、灯坊、制扇坊等手工业作坊借款，促进其扩大再生产，有力保障了两宋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。得益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见之争，官营借贷与私营质库同时存在、相互掣肘，使得两宋的贷款利率始终保持在一个合适的区间内，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反高利贷运动。

结语：

两宋期间，官营借贷整体占据主导地位，与民间借贷互通有无、相得益彰，隐约展露出当代银行业的风貌，在维持社会稳定、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宋人利用信贷为杠杆，在赈灾济困精准扶贫、调节市场货币流通、补备军饷治安维稳等方面，都进行了丰富的摸索与尝试，对今天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